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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华

刘天华

2012-07-21来源:转载作者:阅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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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天华(1895-1932),江苏江阴南沙镇马桥村殷家埭(今属苏州市张家港)人,中国近代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清末秀才刘宝珊之子,与诗人刘半农、音乐家刘北茂是兄弟。自幼受到家乡丰富的民间音乐熏陶。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到江阴参 加“江阴反满青年团”,执掌军号。1912年随兄刘半农去上海,工作于开明剧社,业余加入万国音乐队,并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开始接触西洋作曲理论。曾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1932年因猩红热病逝于北京,年仅37岁。代表作有《病中吟》、《空山鸟语》、《歌舞引》、《飞花点翠》等。

人物简介  
       刘天华(1895-1932),1895年生于江苏江阴澄江镇西横街。国乐一代宗师,“中西兼擅,理艺并长、而又会通其间”的中国优秀的民族乐器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

  1895年2月4日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2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1909年在常州中学读书期间,曾参加学校军乐队的训练和演出活动,开始接触西洋铜管乐。1911年的辛亥革命,刘天华回到江阴参加“反满青年团”军乐队1914年先后在江阴、常州中学教音乐。1915年父亲逝世,自己又失业,患病,仍自学二胡,处女作二胡曲《病中吟》便是此时创作。第二年被江苏省立五中聘为音乐教员,并在该校组织了丝竹部和军乐部两支乐队,在这段期间,他专心于向江南民间音乐家周少梅学习二胡,向沈肇洲学习崇明派琵琶的全部《瀛州古调》的演奏。甚至利用暑期跑到河南向高人学习古琴,沿途还一路寻访民间艺人,采集各处民间音乐。

  1921年,刘天华到上海参加“开明剧社”乐队,在江阴组织“国乐研究会”,自1922年起,刘天华先后任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乐导师、北京女子高师和国立艺专音乐系科的二胡、琵琶、小提琴教授,他的学生有曹安和、王君仪、韩权华、萧伯青、吴伯超等。在任教之间,他还跟随俄籍教授托诺夫学习小提琴,同时悉心钻研西洋音乐理论。1927年发起成立国乐改进社,编辑出版了《音乐杂志》(共10期)。 另外,他常将街头卖唱艺人请入家中记录他们演唱、演奏的曲谱并给予报酬,留下《佛曲谱》和《安次县吵子会乐谱》两部遗稿。

  1932年5月底,他在北京天桥搜集锣鼓谱不幸染上猩红热,于6月8日去世。

  刘天华一生致力于改进国乐“五四”时期,在“平民教育”“平民文学”等民主思想影响下,他反对音乐成为“贵族们的玩具”,提出音乐“要顾及一般民众”。他珍视中国民族音乐传统,但不赞成抱残守缺的“国粹主义”,认为发展国乐,“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另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方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

人物生平
  刘天华的父亲刘宝珊重视教育,在家乡曾与人合办过一所小学。刘天华1909年考入常州中学,业余参加学校军乐队,学吹号及军笛。1911年的辛亥革命,刘天华回到江阴参加“反满青年团”军乐队,1914年先后在江阴、常州中学教音乐。1915年父亲逝世,他自己又失业,患病,仍自学二胡,处女作二胡曲《病中吟》便是此时创作。第二年被江苏省立五中聘为音乐教员,并在该校组织了丝竹部和军乐部两支乐队,在这段期间,他专心于向江南民间音乐家周少梅学习二胡,向沈肇洲学习崇明派琵琶。甚至利用暑期跑到河南向高人学习古琴,沿途还一路寻访民间艺人,采集各处民间音乐。

  1921年,刘天华到上海参加“开明剧社”乐队,在江阴组织“国乐研究会”,自1922年起,刘天华先后任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乐导师、北京女子高师和国立艺专音乐系科的二胡、琵琶、小提琴教授,他的学生有曹安和、王君仪、韩权华、萧伯青、吴伯超等。在任教之间,他还跟随俄籍教授托诺夫学习小提琴,同时悉心钻研西洋音乐理论。另外,他常将街头卖唱艺人请入家中记录他们演唱、演奏的曲谱并给予报酬,留下《佛曲谱》和《安次县吵子会乐谱》两部遗稿。

  1932年5月底,他在北京天桥搜集锣鼓谱不幸染上猩红热,于6月8日去世,终年37岁。

职业生涯
  1912年刘天华十七岁时,考进了上海开明剧社的乐队,开明剧社为一新式话剧的剧团,在那里他更广泛地学习了各种西洋乐器,除了原本所学的管乐器外,又学习了钢琴和小提琴等,并对西洋作曲理论有所接触。1914年,开明剧社解散,天华回到江阴、常州的中小学担任音乐教师,开始了他音乐教学的生涯。 刘天华在常州中学任教期间,在学校成立了军乐队及丝竹乐队,常至民间演出,成就不凡。后来并请到江南丝竹名家周少梅指导,刘天华向其学习二胡及琵琶等,其后又至南京向浦东派名家沈肇州学琵琶,再至河南学古琴。至此,天华才算比较深入地认识到中国传统音乐精致典雅的一面。 在此期间,他对各种传统民间音乐也进一步学习,他常和熟习音乐的好友澈尘和尚探索研究民间音乐及佛教音乐,其后又在江阴组织了国乐研究会,与当地国乐同好研究二胡、琵琶、丝竹及锣鼓等音乐。

  1922年,前往北京,至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任教,结识了音乐家萧友梅、杨仲子等人,在此期间向俄籍教授托诺夫学小提琴,得到了不错的成就,小提琴的学习,给予他对胡琴的改进十分大的启发,他又对西洋作曲方式,尤其西方和声学的进一步研习。 在这时期,也对中国传统戏曲有进一步的研究,此外,他在家中组织了学习昆曲的组织,和北大、及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共同学习研究,又学习三弦拉戏,并不时研究欣赏京剧,这些都对他以后的作曲有不小帮助。 由于刘天华对中西音乐都能深入学习,也因此能够在音乐创作上融合中西,获得一定的成果。

艺术成就
  刘天华在教学之余学习小提琴和西洋作曲理论,并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西洋音乐和演奏技巧,在民族器乐创作和演奏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刘天华选择二胡作为改革国乐的突破口,借鉴了小提琴的大段落颤弓等技法和西洋器乐创作手法,融合了琵琶的轮指按音、古琴的泛音演奏等技巧,并确立和运用了多把位演奏法。所有这些,使二胡从乐曲到演奏上都增添了艺术表现的深刻性,从而使这件古代并不受人重视的民间乐器变成近代专业独奏乐器,成为中国民乐的主角与代表,因而刘天华被视为近现代二胡演奏学派奠基人。

  刘天华的音乐创作成就,主要在民族器乐曲方面,共创作二胡独奏曲10首、琵琶独奏曲 3首、民族乐器合奏曲 2首。1918年他在贫病中完成了二胡曲《病中吟》初稿,抒发了他对社会的不满和生活无出路的愤懑心情。其后,他创作的《苦闷之讴》(1926)、《悲歌》(1927)、《闲居吟》(1928)以及《独弦操》(又名《忧心曲》,1932)等二胡曲,以委婉动人的旋律,或忧伤压抑,或悲愤激越,表现了知识分子在黑暗社会中苦闷、徨,要求变革、挣扎、奋斗的心情。二胡曲《良宵》(又名《除夜小唱》,1928)、《光明行》(1931)和琵琶曲《改进操》(1927),音乐清新明朗、乐观向上,表达了作者憧憬美好未来的喜悦心情。《光明行》运用了西洋音乐中大三和的弦琶音进行和转调手法;《改进操》吸收了古琴上绰、注手法与三度和音的旋律特点,并利用双弦拉奏复音,显示了国乐改进的成果。此外,二胡曲《空山鸟语》(1918~1928)吸取民间单弦拉戏的模拟自然音响的手法,音乐活泼生动。《烛影摇红》则是运用三拍子和变奏曲式的结构原则写成的一首优美抒情的二胡曲。刘天华掌握了民族器乐的创作规律,又大胆地吸取西洋音乐的技法,使作品既具有中国传统的音调,又有新颖独特的表现特点,至今仍保持着很强的艺术生命力。

  刘天华在教学之余学习小提琴和西洋作曲理论,并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西洋音乐和演奏技巧,在民族器乐创作和演奏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刘天华选择二胡作为改革国乐的突破口,借鉴了小提琴的大段落颤弓等技法和西洋器乐创作手法,融合了琵琶的轮指按音、古琴的泛音演奏等技巧,并确立和运用了多把位演奏法。所有这些,使二胡从乐曲到演奏上都增添了艺术表现的深刻性,从而使这件古代并不受人重视的民间乐器变成近代专业独奏乐器,成为中国民乐的主角与代表,因而刘天华被视为近现代二胡演奏学派奠基人。

   刘天华共作有十首二胡曲:《病中吟》、《月夜》、《苦闷之讴》、《悲歌》、《空山鸟语》、《闲居吟》、《良宵》、《光明行》、《独弦操》、《烛影摇红》(当刘天华逝世时,在纪念会上有人用这十大二胡名曲标题的首位字联成过一幅便于记忆又颇有意境的挽联:“良月苦独病,烛光悲空闲”)。三首琵琶曲:《歌舞引》、《改进操》、《虚籁》。一首丝竹合奏曲《变体新水令》、编有四十七首二胡练习曲、十五首琵琶练习曲,还整理了崇明派传统琵琶曲十二首,其中他改编的《飞花点翠》于1928年由高亭唱片公司录制唱片,现已成为琵琶经典乐曲。
  上述名曲除了《病中吟》是1918年创作并流传的外,其余都是在1926年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艺术专科学校3所大学教授二胡、琵琶期间,以及1927年8月,在蔡元培、萧友梅、赵元任等人支持下创办“国乐改进社”之后,或创作、或修改定稿后得以广为流传的,至今仍是每个二胡学习者的必修习经典。

  刘天华也是第一个采用近代记谱法编辑了京戏曲谱《梅兰芳歌曲谱》,此外,他筹组了“国乐改进社”,编辑出版《音乐杂志》,均在社会上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其它还有未完成的《佛曲谱》、《安次县吵子会乐谱》及其一些写作及翻译文章等。

  《梅兰芳歌曲谱》序

  《月夜》及《除夜小唱》说明

  在饯别钢琴师嘉祉先生的席上说的几句话

关于国乐改进社的论著
  梅君畹华、齐君如山等,将往北美介绍国剧于彼邦人士,嘱编斯谱。数月以来,余与梅君均为职务所羁,未克充分讨论,匆匆成此十八曲,自恐讹误尚多,行期既迫,只得贸然付印。

  此谱之成,余固受梅、齐二君之瞩,然亦略有鄙见,可发表于此。国剧重唱,故谚有“听戏”之说,唱,乐也。然不独唱之为乐,即一举手,一投足,亦有乐随之。甚至各色道白,亦均含乐意。故谓国剧之基础,建筑于音乐之上,亦无不可。余于剧学为外行,今姑谈乐。

  乐之有谱,犹语言之有文字。道义学术之得以流传久远者,文字之功也。我国音乐,肇自牺农,盛于有周,滥于唐宋,渊源不可谓不远。然牺农之乐固不可得而闻,即唐宋之乐,亦已渺无稽考。何者,记谱之法不完备也。我国古乐未尝无谱,然如唐之卷子本《幽兰》谱,朱子仪礼经传之十二诗谱,姜白石之词谱等,或仅备律吕,或只载简字,谱不足以赅乐,徒费考古家之周章,于事实无补。近代所出琴谱、昆曲谱等,记载虽已较详,而缺点尚多,欲籍以流传久远,势所不能。盖乐有高低、轻重、抑扬、疾徐之分,必其谱能分析微茫,丝丝入扣,方为完备,而旧谱均不能也。今国乐已将垂绝,国剧亦凭于危境,虽原因不一,而无完备之谱,实为其致命伤。设记谱之法早备于往日,则唐虞之乐,今犹可得而闻,《广陵散》又何至绝响。以皮黄言,今日习须生者,不曰宗谭,便曰宗汪。然而绝似谭汪者,百不获一,即偶有之,同道中亦不以谭汪相许。何哉,无谱以为之佐证也。设谭汪生时,尽其所能谱而出之,何至今日遥拜门墙者之扣盘扪烛而不得要领耶。

  且人尽一生之力研究一种艺术,能有创造与否,实未可必。设其有之,而令所创造者及身而绝,宁不可悲。昔米喜子、张二奎、程长庚、余三胜等,一生创作甚多,年月悠久,遂至悉与其人之白骨同朽,此艺术界莫大之损失也。

  习乐之法有三,曰耳听,曰目视,曰言传。三者虽相辅而行,不可缺一,然难记易志为耳听之弊,模棱失真为言传之弊,惟目视最为真切。故欧西作曲家,咿唔斗室,一纸谱成,各国乐坛便可发其妙响。我国乐剧二界,尚有行其耳听、口授之盲教育者。欲谈进步,不亦难哉。

  是以今日我国剧乐二界,欲进步必自有完备之乐谱始。而养成演员乐师读谱、记谱之能力,亦为要图。当知今后学术界,必须事事科学化,事事精密确凿,方能有立足地。若云戏是乱弹,乱弹便了,则剧乐二界之前途必暗淡到底也。

  以余浅陋,成此小册,所用记谱方法,当然不足称为完备。就正当世,实是本衷。木桃既投,尚望乐剧二界方家不吝琼瑶之赐。

对于中西音乐的看法

  刘天华写有一篇未完成的文章《中西音乐的争执问题》,他在文中批评那些主张西乐一无可取以及完全轻视中国音乐的人,他认为对于中西音乐,应不能宥于片面之见,而要全面、平心静气地来讨论。他以音乐能否由作者「达意」、听者「感应」,因而能行之久远来评断中西音乐,而不以「古今」或「繁简」判断,由此看来,中西乐实应各有所长。

  虽然他对于中西乐同样有不错的评价,但他对于中国音乐仍有较深的喜爱,他曾力述国乐的优点,认为中国音乐声音纯正,为西乐所不及,此外,又认为中国人较能亲近自身的音乐,因此不能完全用西乐取代,这也是他提倡国乐要改革而不能完全以西方音乐取代中国音乐的重要原因。

音乐的目的
  刘天华认为音乐的重要目的,便是在表达人的感情以使听者感动。如他提到胡琴的音乐时便说:「不论那种乐器那种音乐,只要能给人们精神上些少的安慰,能表视一些艺术的思想,都是可贵的」。但这些目的,必须是普及于大众的,而不是「以音乐为贵族们的玩具」,这种让音乐及于平民的想法,实与当时的五四时代的白话文运动有着相同的精神。 除了表达感情思想及获得心灵上的安慰之外,和当时许多人对音乐及的看法一样,他也主张音乐要能激励人心,以振国家民族,他希望一种「能唤醒一民族灵魂的音乐」,这种想法与刘天华的爱国心相结合,如他所作的《光明行》这首胡琴曲便有这种激励人心的作用。

  刘天华对于音乐的看法,与中国传统音乐中以音乐为教化人民之方法,以及内心活动之外在表现等理念十分的相近,而与在西洋音乐中那种为艺术而艺术之想法有所不同,可说在对音乐的基本看法上,刘天华受传统音乐思想的影响较大。

国乐改进的想法
  在民国初年,刘天华见到中国音乐发展的垂危,因主张进行国乐改进。他反对完全以西乐来取代中国音乐,他认为西乐虽完善成熟,但不能削足适履的把它用在中国人的意识性格之间。同时,他认为身为一个中国音乐家,不仅要守住自身的传统,更要把中国音乐的好处发扬光大到世界。 那么应该如何来复兴国乐呢?他认为不论复古守旧或全盘西化,都是不行的,由于他能分别深地入了解中西乐的特长及优点,因此他主张「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潮流,从中西的调合与合作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进步两个字」。要「介绍西乐,以为改进中乐的辅助,并想效法西乐,配合复音,并参用西洋乐器」,再「从创造方面去求进步」。

  这种学习西乐以改进中乐的思想,实与其自小对中西乐都能接触有关,由对西乐学习发现了西乐的繁复有定制,在和中国音乐接触中发现中乐的纯正精微,也因为这种想法,他才会努力于学习中西乐,以力行国乐改革。

国乐改进的计划
  刘天华国乐改进之心,于是在1927年,他在北京联合萧友梅、杨仲子等人,创立了国乐改进社,以期开始国乐改进的工作,他在几篇文章中,对国乐改进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计划,其内容包括探查及保存故有好的及将失传的乐曲、曲谱及乐器,并访问仍在之音乐大师。其次,要改良记谱法、整理演奏法,编成有系统的书藉,对于乐器,则要组织乐器厂,研究改良乐器,以使国乐有良好的基础。再其次,介绍西乐为改进国乐之辅助,以创造新的艺术,再发行刊物及创设音乐学校以推广成果,再创设研究所以进一步研究创新中国音乐。 这样一个完整的计划,却由于当时的环境十分恶劣,正当军阀割据南北分裂之际,政府完全不重视音乐,因此经费极度缺乏,计划的推行十分不易,因此在这些计划之中,他提出了最重要而急于举办的,如对中国音乐尤其是将失传音乐如宫庭音乐、民间音乐等的保存及研究,还有刊行音乐杂志、办国乐教育及乐器的制造及改进等,这些工作的目的多在为创造其心目中新生国乐的准备等。

乐器改良
  在乐器的制造改良上,他对于他所擅长的二胡、琵琶进行改革。他在二胡制造的材料、技术上进行改变及定制,以期达到好的音色及音量,对二胡二根弦的音准进行调整,又增加了二胡的把位,以提高其演奏的表现力。他又依十二平均律制作了新的琵琶,并增加琵琶的品和项,使琵琶能有准确的音准并能演奏半音阶,他这些音乐器的改进的进行,也和乐器制作厂商合作发展,以期达到推广的效果,他自己也曾于北京经营经营了一家音乐商店,名叫中华乐社,售乐器及谱等,可惜后来未能如其计划进一步成立乐器厂。

记谱法的改良
  记谱法的改进,是刘天华相当重视的一环,他认为乐谱的不发达完备,使得中国古代的音乐无法完整地留传下来,而间接造成中国音乐的衰微。他首先大力推广五线谱用于中国音乐之上,如他在1930年,为当时将赴美国演出的京剧名家梅兰芳,花了数月时间以听写记谱方式完成了五线谱的《梅兰芳歌曲谱》。除此之外,由于当时国人仍惯用旧有的工尺谱,他于是将五线谱中一些记谱法如节奏、指法、强弱等记号融入工尺谱之中,成一套较完善而能通行的记谱方法,并以此方式整理出了《瀛州古调新谱》、《佛曲谱》及《安次县哨子曲谱》等中国古乐及民间音乐。

音乐创作
  在音乐创作上,在他所作的曲子上,可以看到融合中西而创新的影子,并且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其心境思想相契合。如二胡曲《光明行》,是在当时国内音乐发展情势恶劣之时所作,他藉此曲表达他对国乐改革美好前程的期望,并藉此雄壮有力的乐曲,驳斥那些认为中国音乐萎靡不振的人;此曲在转调、音乐的结构及技巧上,采用了西洋音乐的一些要素,但仍保有中国的民族风格。他一共创作了十首二胡曲(后被称作刘天华十大名曲包括《光明行》、《空山鸟语》、《良宵》、《闲居吟》、《独弦操》、《悲歌》、《苦闷之讴》、《烛影摇红》、《月夜》、《病中吟》)三首琵琶曲(《歌舞引》、《改进操》、《虚籁》、以及器乐合奏《变体新水令》等,皆为融合中西之作,这些乐曲对于后来国乐作曲的发展有着引导性的作用。

音乐推广
  刘天华希望音乐能够普及于大众并提升水平,因此对音乐的推广及教育十分地重视。自十九岁起,天华即开始在中小学教授音乐。后前往北京,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音乐系,后又在北京艺专教音乐,主授二胡、琵琶及小提琴等,他编写了南胡及琵琶的练习曲各一本,以使学生能按部就班学习;后来包括如蒋风之、陈振铎等二胡名家都是他的学生。 此外他曾计划国乐的义务教育,由国乐改进社的社员担任教师,以推广国乐的学习。其后又筹办暑期音乐学校,对于一般人民有兴趣习音乐者,亦不计代价教导。而改进社也不时举办音乐会以推广音乐。他并且演奏录制了二胡和琵琶的唱片二张,作为保存与推广国乐之用。

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和研究
  他对于中国古代的音乐及乐律学有所研究,以期能建立一套中国的音乐学。此外,对传统宫庭音乐、民间音乐等也努力探访保存,他经常到街上有人卖艺、表演之处,观赏、学习并记录民间音乐,甚或请行乞的民间艺人回家请教,对于说唱、锣鼓、民歌小调等曲谱,无不收集,最后即为了在北京天桥听锣鼓乐而染上猩红热,因而英年早逝,享年三十八岁。

个人评价  

       刘天华是一位具有革新精神的音乐家。他将过去被轻视的民间乐器二胡加以改革,纳入到专业音乐教学之中,使其成为音乐会上经常独奏的乐器。他改进二胡的制造规格和记谱法,明确固定音高的定弦,并吸收提琴某些演奏方法。他还创作了二胡练习曲47首,为二胡教学的系统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改进了琵琶教学,创作了琵琶练习曲15首;他曾将四相十品的传统琵琶加以改革,制作了六相和加半音品位的琵琶。他用近代记谱法记录、整理的《梅兰芳歌曲谱》,是最早根据实际演唱作记录的京剧曲谱。此外,他还记录了民间音乐《安次县吵子会乐谱》、《佛曲谱》(未完成)等。刘天华的全部作品和生平资料,最先收进其兄刘复编纂的《刘天华先生纪念册》(1933),今已辑成《刘天华创作曲集》(万叶书店,1954;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年修订)。

  他发起与参与组织国乐研究会、乐友社、爱美乐社、国乐改进社等音乐社团,创办《音乐杂志》,对当时民族音乐的发展与传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第一个采用了近代记谱法记录了《梅兰芳曲谱》,并在收集、整理民间音乐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刘天华与其兄刘半农(著名文学家)、其弟刘北茂(著名音乐家)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文华史上的“刘氏三杰”。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刘天华为民族音乐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他中西兼擅,理艺并长、而又能会通其间。他反对全盘西化,但也不排斥西方文化。在创作上既能掌握民族音乐的创作规律,又能巧妙地吸收借鉴西洋技法。他一生中创作了《病中吟》、《月夜》、苦闷之讴》、《悲歌》、《良宵》、《闲居吟》、《空山鸟语》、《光明行》、《独弦操》、《烛影摇红》等十首二胡曲;《歌舞引》、《改进操》、《虚籁》等3首琵琶曲;合奏曲《变体新水令》以及六十多首二胡与琵琶练习曲。他不仅将民间状态的二胡升格为富于独特艺术魅力的独奏乐器,达到高等乐府专业教学的层面,而且这些作品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成为中国民族音乐宝库中的珍品。他是近现代二胡艺术的奠基人,当代中国的二胡演奏艺术无不受其理论与风格的影响。在民族乐器改革和演奏技艺的创新上,他又是一个勇于开拓的革新家。他毕生为民族音乐创作与教育而奋斗,培养了蒋风之、陈振铎等一批著名演奏家、理论家和教育家。可以说,刘天华是中国近现代民族音乐发展的奠基者、开拓者,民族音乐的一代宗师。

个人影响
  在中国近代,主张学习西乐以改进国乐的这种思想,并非由刘天华最早提出,早在1903年匪石写的〈中国音乐改良说〉一文中就已提出此说,而当时如萧友梅、黄自等音乐家也同样富有这种想,并在音乐的改革上有所成就。然而正如其兄刘半农所说的,当时除天华之外,「中西兼擅,理艺并长,而又能会通其间者,当世盖无第二人」。尤其当时主张改革中国音乐者,多为留学国外而擅长西乐者,像他这样深入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人可说十分地少,也因此他在国乐的创造改进上,能够更深地奠基于中国音乐之上,而能有不凡的成绩。

  另一方面,中国流传广泛的各种民间音乐,当时受到了知识分子们的轻视,地位十分低落,发展前途堪虑,刘天华抱着将音乐普及大众的想法,因此整理保存了不少民间音乐,并将其融入其音乐当中。此后,音乐家对于民间音乐的重视日渐提高,造成在后来的国乐发展中,民间音乐为一重要的成份。

  在各类中国音乐之中,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二胡音乐。在传统中国,二胡仅是民间戏曲及地方音乐的伴奏乐器,地位不高。但由于他对于乐器的改革、十首独奏曲的创作以及有系统的二胡教学法的建立,使得二胡音乐的内含有所增益,且成为能够独奏的乐器,使得中外人士对二胡看法有所改变,二胡也因此进入了高等音乐教育之中,从此在中国音乐中的重要性大为提升。

  因此,刘天华虽然尚未能达成他的理想,「让国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但他实对于近现代国乐的发展开启了很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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