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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仁堪

  王仁堪(1849~1893)字可庄,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故居在东街孝义巷。祖父庆云,进士出身,官至四川总督,工部尚书。父传灿随侍衙署当少爷,养尊处优,学业上没多大成就,只中个秀才。王仁堪却勤奋好学,同治九年(1870)二十二岁时中了举人。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殿试状元。据说这时其父狂喜地夸耀说,“父尚书,子状元,我满足了!”传为笑柄。

  有清一代,福州出过两个状元;前一个是林鸿年,后一个就是王仁堪。他虽然官不过知府,寿不满五十,但他的品德、政声、文章、书法都名重一时。从历史上看,一般认为封建时代的状元,多数是少有建树的平庸之辈,真才不多,人品未必好。但是王仁堪这个状元确是品学俱优,名副其实,他立朝直谏敢言,出任地方官后,也能为人民做好事,是值得称道的。

  王仁堪中举之后,连续三次参加会试都遭到挫折。他平日的文名很高,自己也充满信心,但第一次会试(1871)没有连捷,第二次(1874)又没考中,第三次光绪二年(1876)丙子,增设了一次恩科,熟悉他的人们都推测他必中,他也以此自许,结果又落第了。他并不为此颓丧,格外努力用功,甚至私刻一印曰“落第状元”。到第二年(1877)果然中了状元。这种立志夺魁和自信的毅力,一时被传为佳话。(见李伯元《庄谐诗话》)

  王仁堪文章、书法和品貌都十分端正秀润。初期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爱重。光绪十三年(1887)奉旨在上书房行走,每参加宫廷宴礼和节庆大典,得到的赏赐都格外丰厚优渥。其间多次外放学政,光绪六年(1880)冬,任山西学政时,整饬学风,严禁学官生员吸鸦片。十一年(1885)任贵州乡试副考官,取才甚严。十二年(1886)秋,充教习庶吉士,徐世昌(后来民国初任大总统)就是他这时的学生(见王孝绮《王苏州年谱》)。十五年(1889)五月,又出任广东乡试副考官,提拔了不少好人才,梁启超(近代著名的改良主义政论家)即出其门下。梁是这一科广东举人中最年青的一个,王仁堪阅卷后,就认为是个奇才,送卷给正考官李端棻看,李也十分赞赏,就想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梁,并托王仁堪作媒。在王仁堪尽力说服之下,才使梁启超由坚辞而同意婚姻。王仁堪的知人识才,也于此可知一斑(见古直《梁任公轶事》)。(在孟祥才编《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11月第一版)中说,这时王仁堪原也想招,梁为女婿,却被李端棻抢先开口了,而梁对“如此难攀的高亲,当然是惊喜交集满口答应。……”与此小有出入。——编者)大约与此同时,王仁堪已渐次失去了清廷的宠信。他之所以不能见容于最高封建统治者,还得追溯到仕途得志之初。

  当光绪五年,即王仁堪大魁天下的第三年(1879),中俄交换条约,出使大臣崇厚屈服于沙俄的压力,居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新科状元王仁堪便与前科状元曹鸿勋等联名上疏,“请斩崇厚以谢国人”,理直气壮,直声震动朝野。这可说是初露锋芒,已触权贵所忌。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慈禧太后为了筹备庆祝自己明年的寿辰大典,挪用建海军的巨款,拟建颐和园大工程。这时,各省发生大水灾,京城地震,百姓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到了十二月,北京太和门又发生火灾。王仁堪便借此机会,上书切谏,请不要修建这样豪华的大花园,尽管其措词非常委婉,但专横已惯的慈禧太后最不喜欢被人顶撞。加上当时在朝的清流党内部又互相倾轧,王仁堪便于光绪十六年(1890)十一月被外放了,出任江苏镇江府知府。

  所谓清流党,是晚清朝臣内部出现的政治派别,以敢于批评时政得失,标榜廉介清高而得名。其主要成员有陈宝琛、张佩纶、文廷式等。陈宝琛的妻子王眉寿,即王仁堪的姐姐。(后来陈宝琛作了末代皇帝溥仪的师傅,所以王眉寿对人说:“夫门生天子,弟天子门生。”)由于上层官僚中的这些关系,王仁堪也成了清流党之一员。当甲申(1884)中法马江海战失败时,闽籍京官潘炳年上奏折,请严惩失职的船政大臣张佩纶,张被拿问革职,这封奏章,便是王仁堪代笔的(见郭则沄《知寒轩谈荟》),而张的后台却是他的父执李鸿章。这样,王仁堪又得罪了当朝权势炙手的大臣,同时也与陈宝琛产生矛盾。于是王仁堪官运蹇阻,终于不可避免了。知情的同人们都为之不平,而王仁堪却不以为意,坦然地到江苏上任去了。临行时写下《别诸友》诗中有:“圣明无弃才,中外不歧视。”的句子,表示了自己旷达的胸怀。

  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王仁堪在镇讧上任不几天,便发生了丹阳教案。起因是当地人发现在洋人的天主教堂内有死婴七十多具。动起公愤,焚毁了教堂。洋人借口提出种种无理要挟,王仁堪对此逐一严予驳斥。最后决定,由地方当局赔偿教堂的损失,不追究焚毁的责任。这一处理,达到了和平解决外事纠纷,保全了国体,保护了人民。上峰和人民都对他赞颂。同时,他还在丹阳、丹徒两县,振兴农田水利,开塘二千三百多个,建沟、渠、闸、坝等一百多个。十八年(1892)遇到大旱灾,又奏请截留漕米五万斛,救济了二十余万饥民,并募款二十多万以办理各种救灾的善后,如捕蝗、牛赈、浚河、种树、积谷等,又将所收的捐款的收支数目,全部公布于众。另一方面命所属各县设立义塾,以普及民间教育。再创立保甲制度,加强地方治安管理。这一切利民的和取信于民的措施,得到府属人民的普遍拥护(以上事迹见《年谱》和黄念慈《王仁堪传》)。

  当三年任满考绩时,江苏省定王仁堪的政绩为全省第一。光绪十九年(1893),奉调任苏州知府,苏州人民闻讯无不高兴。当时来省任主考的殷如璋,路过苏州,会见当地官员,王仁堪在座,恰有一个已革职的中书周福清(即鲁迅的祖父)暗地遣人向殷送考试关节,殷见王仁堪是翰林前辈,又素以公正闻名,他不但不敢接受周福清的信,还把原信连来人一并送交给王仁堪审理。于是周福清受到法办。一时钻营舞弊行贿之风为之减杀。(见李伯元《庄谐诗话》)

  王仁堪素有疝气疾,在艰巨棘手的镇江任上,就已经积劳病重,来苏州才三个月,接管新任,事更繁剧,疝气大作。十月十八日,赴宴回衙署后,腹大痛,医误以为寒疾,药用麝香又过多,服后,汗下如雨,至二十日殁,年仅四十五岁。人民闻讣,群集衙署致哀。清廷下诏褒扬,事迹付国史馆立传(见《年谱》及两江总督刘坤一《奏疏》)。

  王仁堪生当晚清政治腐败、外侮日蹙的局面,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已呈种种危亡的征兆,这是当时所有有识之士所共忧的。王仁堪青年时期对此已深有感慨。当他刚中了状元,衣锦还乡,拜会亲友时,其间曾到洋人横行的厦门一游。在一次交际场所中,认识一个因贫卖身的歌妓。他联系时局预感将有亡国的沉痛。题诗一首:“忧乐斯民百感萦,樽前丝竹且陶情。愿倾四海合欢酒,且学文山前半生。”(文山即宋末殉国名臣文天祥)这首诗很快被传到京城,引起一些当政者和道学家的议论。或以为以亡国前的文天祥为喻有问题,或以为行为不检,竟作冶游。王仁堪解释说,我只讲学文文山的前半生,没说学他的后半生(指国破身亡)呀!人们就无法驳难了(见李伯元《庄谐诗话》)。在这首诗和自解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深寓警戒的忧国忧民之心,以及他应付那些不怀善意的攻讦者的机智。

  王仁堪殁后,灵柩运返福州葬于北门外马鞍山。在他任过知府的镇江府,人们特在金山冷泉之畔建祠纪念这位好官,春秋致祭,由当时名人樊增祥撰文,陈宝琛书碑。民国初,还由政府下令保护该祠,今已列为当地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成为旅游瞻仰胜区。在福州孝义巷的故居,后改建为王氏家祠。

  王仁堪书画作品(19张)王仁堪生前所作诗文,均由其子收入《王苏州遗书》,其中《惜阴赋》和《志不在温饱赋》最为后人所传诵。他的大小楷书法极佳,为世所珍,所作《千字文》帖,向为学书者的临摹范本。

  在王仁堪的门风家学的影响下,后代继起者亦多优秀人才。第四子孝总(字彦功)曾输财募捐以赞助辛亥革命,长子孝缉曾任福建省教育厅长,三子孝絪任过辽宁实业厅长,孙女世静曾任华南女子学院院长,侄孙世颖是现代著名文学家,世锐解放后任福建交通厅副厅长,世襄是中国著名的博物学家等等,还有不少后辈人从事文化科学工作,在国内外都有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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