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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


  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汉族。浙江绍兴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寿,字豫山、豫亭。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鲁迅先生青年时代曾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4年初,入仙台医科专门学医,后从事文艺创作,希望以此改变国民精神。鲁迅先生一生写作计有600万字,其中著作约500万字,辑校和书信约100万字。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人物简介
 

早年
 

  鲁迅先生1881年9月25日出生,青年时代曾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考取留日官费生,赴日本进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1904年初,入仙台医科专门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担任教师。
 

逝世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上万名民众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场面非常壮观。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开始创作

   辛亥革命后,鲁迅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作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而已集》《二心集》,散文诗集《野草》、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又名《旧事重提》)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坟》《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

生平经历

求学时期
 

  早年鲁迅出生在中国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府城内东昌坊口(今属绍兴市越城区)的一个书香门第,名为周樟寿。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进士,在北京任官员。父亲周伯宜是一名秀才,母亲鲁瑞。鲁迅与周恩来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
 

        1892年,11岁的鲁迅就读于家乡绍兴的寿镜吾开设的私塾三味书屋。1893年(光绪十九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为科举舞弊案而被革职下狱,鲁迅兄弟则被安插到离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周福清被判“斩监候”,入狱8年,因此周家每年必须花费大笔礼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于是家道开始衰落,同时其父亲周伯宜也重病在床,1896年病故。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童年的生活场景,百草园、咸亨酒店、外婆家一带的农村等地,都成为后来鲁迅的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散文集《朝花夕拾》的重要素材来源。
 

  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家乡的三味书屋,进入金陵的新式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并改名为周树人。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铁路学堂,与陈衡恪结交,1901年毕业,颇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爱读新思想的书,尤其是翻译的小说。 鲁迅与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著名作家都为留学日本派。1902年2月,21岁的鲁迅赴日本,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2年后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12年改制东北大学医学部)学习现代医学。鲁迅选择学习现代医学,是因为父亲的病故造成他对中医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他是东北大学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也是当时仙台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在仙台给鲁迅影响最大的是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在周作人所著的《鲁迅的青年时代》和许寿裳所著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两部书中,两人都曾引用过鲁迅的医专同班同学医学博士小林茂雄公布的鲁迅学年成绩:
 

  解剖学59.3分
 

  组织学73.7分
 

  生理学63.3分
 

  伦理学83分
 

  德语60分
 

  物理60分
 

  化学60分
 

  平均65.5分,全班第68名(班上同学142人)
 

  可见鲁迅考得最好的是属于社会科学的伦理学。自然科学和医学专业科目成绩较普通,只有藤野担任的解剖学一科没有考及格。总成绩正如鲁迅在《藤野先生》文中的自述:“同学100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对此班上部分同学认为是“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1994年,渡边襄发现成绩算错:生理学上学期60分,下学期75分,单科学年平均65分,不是63.3分,学年总平均65.8分,学年平均83分的伦理学等第登录成丙等。
 

  鲁迅后来作有《藤野先生》,对这篇作品也非常重视,1935年日本岩波书店要出《鲁迅选集》日本语译,他要求执行选集编译工作的自己的学生增田涉:“我看要放进去的,一篇也没有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鲁迅身后,藤野也发表《谨忆周树人君》一文回忆鲁迅留学生活。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作官的道路 。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俗称“师爷”),倘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借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 《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欺凌。
 

  鲁迅先生在南京路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他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
 

弃医从文
 

  鲁迅先生想通过医学将中国人身体变得强健。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3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一场电影中,鲁迅看到众多的“体格强壮,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在淡然地围观被当作俄国侦探处死的同胞。鲁迅受到极大的打击,这时他已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
 

  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先生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不但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
 

  1909年鲁迅结束了长达七年之久的留日生涯,回到故乡。1912年5月,鲁迅北上,开始了北京长达十四个春秋的生活。1923年10月,鲁迅开始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讲授《中国小说史》,许广平成了他的学生。每到鲁迅来上课,许广平总是挤到第一排中间的座位上,入神地听鲁迅讲课。1925年3月,许广平给鲁迅投寄了第一封信,信中以“小鬼”之称,探问鲁迅“孤寂生活,其味如何”。随后,两人展开了书信往还。随着了解的深入,两人互生好感,互递情丝,萌生爱意。此时的信中,鲁迅则称许广平为“兄”“大人”“阁下”,而许广平则自称“愚兄”并称鲁迅为“嫩弟”。尽管与鲁迅相差十八岁,鲁迅也有着包办婚姻强加给他的“礼物”,而许广平全然置之不顾,写了《风子是我的爱……》,来赞美这段纯真的爱情!而鲁迅也写下《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
 

  1926年8月,鲁迅和许广平告别了这座曾经带给他们苦闷和欢乐的古城同车南下。9月两人分别登上“新宇”号和“广大”号轮船,鲁迅赴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到广州任教。两人在热恋中乍分两地,便有了浓烈的相思之情。1927年1月,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执教,两人又相聚。在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岁月里,鲁迅与许广平经历了分离的痛苦,也品味了重聚的甘甜。1927年10月8日,这对有情人终在上海横滨路幸福地结为伉俪。
 

  鲁迅对于朱安是无爱的婚姻,而对于许广平则是相濡以沫的厮守!
 

  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混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访紫禁城,北京方面安排鲁迅与泰戈尔会见且合照。当时中国文坛对于泰戈尔访华的评价趋于两极化,鲁迅将其访华评价为“做了一瓶香水”。
 

  鲁迅共做了14年的中华民国公务员,级别是荐任,机关是教育部,单位是社会教育司(司长是夏曾佑),历任第1科科长和佥事(辅助司长的高级幕僚)。主要的业绩有:担任国语统一会教育部代表,协调制定注音字母(与马裕藻、朱希祖、许寿裳、钱稻孙共同提议并执笔文案“统一读音,不过改良反切,故以合于双声叠韵的简笔汉字最为适用”);与钱稻孙、许寿裳2位科长合作中华民国国徽设计案,执笔《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说明书全文详见2005年版《鲁迅全集》);并设计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徽,系“北大”二字的美术字体;分管图书情报(图书资讯)业务:督导京师图书馆(后来的北京图书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等。直到被教育部时任署总长章士钊免职为止。为此鲁迅向中华民国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胜诉,依法可以复职,但他选择离开政府体系。好友易培基接任教育总长后签署了让佥事周树人复职的命令,并以兼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身份发出新的教授聘书,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后,周树人易培基等都被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通缉了。
 

小说创作
 

  1918年5月15日,鲁迅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它奠定了新文化运动(1919),推进了现代文学的发展。这篇小说,大胆揭露了人吃人的封建理念,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祥林嫂、爱心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拥有做人的原则。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先生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
 

       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3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鲁迅先生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杂文创作
 

  最充分体现鲁迅先生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等16部杂文集。在这16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先生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先生1931年在上海倡导发起了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新兴木刻从诞生那天起,便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紧密相关,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血肉相连。
 

病逝上海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肺气肿病逝于 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如果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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